[2008年5月刊] 周渭新：布局美国贝迪北亚区的中国本土操盘手

编者按：

2008年中国十一届“两会”，首次公开“新阶层人士”的存在。这一新人群包括：私营企业主，受聘于大型外资、民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个体户，律师，会计师，自由职业人员和“海归”人士等，是“中国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拥有相当实力的经济财富，大多处在年富力强的阶段。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一代人，他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应试教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十年文革、计划生育、改革开放、政治民主建设等，担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目前，这些人群主要分布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集中在各类民营、外资企业当中，在国际一体化的各类政治、经济、地缘、种族、宗教、文化的融合、碰撞中吐纳新陈，演绎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演义。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周总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周渭新（下称周）：谢谢你们能来采访贝迪。

操盘贝迪领军全球战略的北亚布局

CBF：2004年6月，加入美国贝迪公司，负责贝迪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韩国的业务。

美国贝迪是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精密模切和标识产品行业的领军企业，我们看到，近几年贝迪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数次大手笔的并购重组的市场运作，该如何解读贝迪的这一全球尤其是亚太中国地区的战略布局？

周：正如你所了解到的，贝迪在过去的几年里，频繁开展了几项大的并购重组活动，特别是我们在2006年先后在全球范围内并购了两家精密模切行业内的大公司，这两家公司的业务绝大部分是在北亚地区。目前，正全力着手就新增加的产能规模、市场扩张做整合梳理，以便蓄势待发，更好地迎接新一轮的全球战略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大发展。

作为全球重要的精密模切和标识产品提供商，贝迪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品牌企业。目前，中国贝迪的产品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为高、精端的移动和数码产品提供精密模切配件，比如我们为手机提供各类防震、散热、防水的精密配件的模切；二为高端领域提供高品质标签，主要应用在各类耐高、低温的特殊领域，比如，零下18度雪藏的血库标签、高温200度以上焊接的精密产品标签等。

在产业链中，我们精注于高端领域的产品制作，在整个链条的上下游整合上，也务求供应商的高端联合，这样有利于保证产品的高品质。亚太市场，中国、韩国、台湾地区是贝迪下一轮发展的重点。从公司管理架构的战略部署上，这三个地方结成了紧密的一体化，并统一管理，我恰好成为了贝迪全球战略重要布局的幸运儿。

CBF：站住全球战略的高度，作为贝迪北亚区的“掌门人”，中国这一重要战略市场的拓展和业务情况如何？

周：贝迪全球的业务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目前在中国市场推广的两大业务，仅仅占占到贝迪全球业务的1/3，但是这1/3的业务却实现了贝迪中国全年收入的90%，同时，在中国市场份额也达到50%以上。

我是2004年来到贝迪担任北亚区总经理的。几年下来，中国贝迪的规模已经是我刚到的时候的10倍。这一快速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整个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使企业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贝迪的全球战略越来越清晰，几年里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力开展并购重组的活动，使得自身的规模效应急速扩张。
作为贝迪中国下一步业务和市场拓展的方向，一是要迅速有效的进行已并购资产的优化整合，其次，集中企业资源、技术优势大力投入安全、环保产品的研制、生产上，也就是贝迪在全球范围内的另外2/3的业务。

不忘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CBF：目前，中国正全面投入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生态文明，绿色环保是重要的组成内容，您在制定贝迪中国的业务和市场策略时，是否有所考虑？

周：当然，贝迪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企业公民。此外，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也更希望我的国家、人民生活健康、快乐。在贝迪的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中，很大的内容落实在人的生命安全和环保健康上，中国贝迪也概莫能外，这与世界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CBF：您能否在这一方面做展开介绍？

周：国外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金时，人们的安全意识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企业和公民在这一方面显然是比较薄弱的。结合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加强或者提升人民的安全意识，无疑是当务之急。在国外，人生命的安全已经成为了社会秩序中约定俗成的固有内涵，工厂的厂房建设、企业的安全防范、家庭的装潢、装修等等，在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人们都自觉的去遵守并执行各类安全措施，如摆放安全标识、设置安全防范设施等。

而且，这些国家的客户往往喜欢DIY（Do It Yourself），贝迪只要提供相关的安全产品就可以了；但在中国的客户择截然不同，因此，贝迪中国在市场拓展当中，还需要肩负起教育、培训、指导、方案的制定、落实等各方面，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显然贝迪中国在市场策略上必须要做“本土化”调整。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笑）。

CBF：此外，中国贝迪还有什么新瞄准的业务方向吗？

周：和中国政府未来着重“降污减排、绿色环保”的政策相一致，下一步，我们的产品研发将关注此类领域的需要。比如地铁里的安全标识，我们将根据特殊环境中，一旦遇到危险，如何在材料的研制上保证不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实现“绿色”，而不会产生有毒物质；还有航空领域，这些我们都将会做出更高的努力。

另外，我们研发出了一种化工材料，可以吸附各类的油脂，消除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能够对吸附的油脂做回收利用，不会造成浪费。

CBF：诸如大面积原油泄漏这样的严重生态污染问题吗？

周：是的，通过这些材料，不但解决了现状频繁出现的公海原油泄漏对环境的污染，还避免了大量石油资源的浪费。同时，这些化工材料对有毒气体、液体，同样有安全保护的作用。我们的产品完全可以解决诸如前几年发生的松花江严重化工污染这类新的城市生态危机。

贝迪的人才本土化真正没有“天花板”

CBF：贝迪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获得盈利的跨国企业，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周：可以这么说，外资企业经营状况不理想，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水土不服。我觉得，关键要解决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层本土化的问题。在贝迪中国，我们的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已经做到了100%的大陆本土化。而在我过去服务的外企中，人事的升迁显然是有“天花板”的，这也是贝迪吸引我的一大原因。

CBF：我关注到，外资企业的人才本土化最近几年似乎不怎么提了，是否经过几十年磨合已经基本实现或者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目前国内许多外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亚洲面孔所占比例确实是越来越高。

CBF（笑）：您的话里似乎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周（笑）：这些所谓本土化的高管实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陆的本土人才。只要你交谈就会发现，这些“亚洲面孔”，要么是新加坡人，要么是台湾人，要么是韩国人或者有的是Banana（外表是黄皮肤，但内心已经完全西化的亚洲人），还有一些中国大陆本土出生的，却加入了他国国籍，真正的中国籍大陆高管不到20%。

CBF：难道中国的月亮就真没有外国的月亮圆？

周：决不是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至于原因，主要是中国在国际高管人才的培养上存在断层。现在一些大型的外资企业聘请高管，都要具有市场经验20年以上。中国改革开放才30年，前面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存在，能够符合条件的人才确实不多。

这几年稍微好一些，加强了各类国际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但是，中国大陆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管理人才，确实无论在国际商业规则上还是自身职业素养上，都与国际接轨存在一定的Gap（距离）。在当前国内人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一样的成本，外资企业还是倾向于使用更国际化的人才。

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金钥匙

CBF：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现在许多企业也走出国门去管理其他的国际人才。像您这样的大陆高级管理人员也在外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更的角色——作为贝迪亚太区CEO，同时担任中国、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地区分公司的董事长。我想知道的是，您在和美国总部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同事，在日常工作、生活的交往上有什么深刻的感受或者说要与其他同道中人分享的经历吗？

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在管理中形成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接触、交流越来越频繁，相互之间已经有更多的了解和融合。

过去，我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的同事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上是非常有限的，但现在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多了。一方面，中国正在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各类人才的培养日益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世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不同国家可以聊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对工作的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CBF：接触多了，理解越多，也不排除可能产生误解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吧？

周：最近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现象。“新法”实施以后，外资企业普遍感到，在劳资关系、企业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各方面都比以前有所从“紧”。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倒是站到了一个弱势的位置上，都期待政府尽快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否则，中国经济环境的优势将极大削弱。

CBF：我们杂志围绕这个话题也展开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一项政策和法律的落实，总是要触及一些既然利益结构调整的；“两个防止”（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增长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是中国未来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向，因此，从微观层面，企业和员工将重新确定各自的经济角色是有利于中国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周：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培育一个中产阶级对稳定社会各方面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阶层人士主要还是“薪”阶层人士

CBF：您是我们称之为成功人士的企业精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您如何看目前国内对于富人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的生活消费？

周：我可能算是所说的“打工皇帝”了吧，但还是打工的。中国富人不少，听说去年申报12万（年收入），上海20多万人申报。

CBF：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以通过税收的杠杆来调节，我认为富裕阶层应该自觉多纳税。

周：这个我赞同，但问题总要全面来看才客观。这次十一届北京“两会”上，有一个政协委员提出降低一些富裕人群个人所得的最高累进税率，招来很多的质疑声音。

CBF：是中国首位女首富张茵。

周：其实，中国的个人所得累进税率是偏高的，香港只有15%，韩国最高也达不到45%。中国应该大力培育自己的中产阶层，只有这样，国家和社会的各方面才能更加的和谐稳定。目前国内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偏低以及税率偏高，让许多中产收入阶层总是想方设法的避税或者干脆就入他国国籍，不利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这是另一种更大的国有资产损失，不是吗？

CBF：渴望在外企的本土高级管理人才炼就本领，最终更好的反哺国家社会一直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您还是中国国籍吗？（笑）

周：当然，我一直是中国国籍，没想过要改变，即使中国国籍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曾给我带来过这样或那样的不便。比如，我经常到国外开会，就碰到诸如签证或者再签证的问题，有时公司会议的地点要为我而改变。但总的来说现在是越来开放和方便了，听说韩国的济洲岛已经免签证了（笑）。

后记：采访结束，笔者深刻感受到“薪阶层人士”，这一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新人群，他们在事业与人生感受上的多姿多彩和思想观点的差异化。CBF将聚焦这一新人群，打造一个新阶层人士交流互动的新平台。（采访中的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

附：周渭新履历  
                                 
美国贝迪公司(Brady Corporation) 北亚董事总经理。

198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微电子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2 年任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硅片制造部经理，期间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995年 加入飞利浦电子集团公司，曾担任飞利浦照明灯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飞利浦照明亚太地区六西格玛黑带大师 (Master Black Belt)，飞利浦照明灯具事业部东亚区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