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刊] “金融汉奸说”波澜再起

职业角色决定了言论基础，这在国际学界和经济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实在不必苛求。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一样，他们要解决我们的困惑，但是在很多时候，他们本身也成为我们困惑的一部分”。

1月13日，一篇刊载在《证券日报》上题为“美国公民谢国忠在对中国股市说什么”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乎“金融汉奸说”的争论，亦再掀波澜。

由该报副总编董少鹏操刀的这篇评论直斥，“谢国忠自命‘独立经济学家’，但他的身份并不‘独立’，论述也并不‘经济’，而是一个被愚钝外表和华丽经济学词藻包裹的‘遏制中国股市的海外势力代言人’。”

《证券日报》是国务院主办的中央级党报《经济日报》旗下的权威财经媒体，位列国内三大证券报之一。而作为前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挨批的一个主要原因，系其对中国股市的长期唱空和“不救市”的主张。

 
                     谢国忠

这不是谢国忠首度遭遇炮轰。自去年4月的一场空与多、“救市”与“不救市”论战始，专家、学者和财经评论员就在媒体上群起反击，如今更蔓延、升级到财经媒体的精英们亲自上阵，在各自平台上口诛笔伐，乃至针对当事人的海外背景、国籍大做文章。

也不光是谢一人受到质疑。从2001年9月时任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许小年发表“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论”和“千点论”，到去年8月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神奇预测”中国政府救市，这些“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纷纷被指利用身份影响中国经济，使得高层经济决策向自己所代言的海外利益集团靠近。

一个明星经济学家的动机

曾在世界银行和新加坡麦格理银行工作，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因成功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2006年10月从大摩离职，成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和“独立经济学家”。其被认为一直是中国股市的唱空者。尤其自中国股市从2007年10月中旬下调以来，“谢国忠们坚定唱空，推波助澜”。

2008年1月，谢国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A股的真正价值只有2000-2500点之间。4月，接受《环球企业家》杂志采访称“2500点是我认为市场正常的估值水平”。5月，《环球企业家》再度发表谢的主题为“救市是救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的文章。

尽管同年5月在上海出席由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举办的首届陆家嘴金融论坛时，谢国忠表示，“从没说过沪指跌到2500点”。但6月他改称，“我一直坚持A股的价值中枢在2500点，再高就贵了”。12月，其“或许600点到800点是A股的真正底部”的预测出笼。

谢国忠因此遭到猛烈攻击，被指责是“为了自己的基金抄底中国股市而说话的汉奸”。2008年4月，《每日经济新闻》题为“中国股市要提防谢国忠们”的文章称，“有海外背景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谢国忠先生并没有利用这种背景更好地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相反却是利用自己的海外背景来为海外资本代言。”在此次《证券日报》董少鹏的评论之前，去年12月22日该报推出的《财经大盘点之2008八大代言人》专题中，谢也作为“遏制A股海外势力代言人”名列其中。

在诸多讨伐谢国忠的言论中，“救市派”财经评论家叶檀的评价相对中立——“他不过是一个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有些固执，还有些许理想的人。”她讥讽金融领域海归人士普遍的“半吊子情怀”——“很难有彻底的、明朗的见解，总是被内部独立见解与外部的利益考量、文化差异撕成两半。”

不过，谢国忠对于美国信用杠杆过度使用，对于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所体现的独到见解还是为业界认可。早在2006年9月，他就撰文指出，“2008年全球经济可能硬着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部分预言已被证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突然降临并迅速蔓延；上证指数从5261点跌至1820点，跌幅65.4％，为历史最大的年跌幅。去年12月，《华夏时报》称谢为“最精准的灾难预测家”。

一位多年研究谢国忠报告的人士指，谢对美股、港股、台股的研究一直为人推崇，尽管在亚太地区一直有“空头总司令”的称号，但一直都有比较高的知名度，也是各国政府的顾问。而这却又成为抨击他的理由——谢国忠显然清楚，他的观点与主张对那些掌握中国经济决策权的精英的影响力。在离开大摩之后，他依然是中国政府颇为倚重的高级经济顾问。

谢国忠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则认为，其看空之于中国股市的“打压”作用被过分放大了，A股暴跌根本原因在于股市本身和中国经济及外部环境的恶化，不应将股市的表现迁怒于谢国忠的“善意提醒”。事实上，一直有很强表达欲的谢，从2006年“邮件门”事件中，其率性和敢于直言可见一斑，即使在留洋派精英中也是个“异类”。“谢国忠不是最有害的。信了谢国忠唱空的乌鸦嘴，最坏不过是踏空，少赚点钱；听了XX天天唱多，搭上去的就是真金白银，甚至全部身家了。”某资深股民就这般说道。

双方的论战更似乎超越了一个仅仅是判断正确还是错误的经济命题。在前述董少鹏的文章中，他为了“强调谢国忠的立场存在问题”，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谢上世纪90年代宣誓加入美国国籍的“一幕”。谢国忠此后声明，自己从未申请过美国绿卡，其中国护照号码是：G15053871。“理性的讨论才会进步，利用国籍来做文章，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最神奇预测者”

围绕谢国忠的争论引发了巨大反响，但类似事件并非没有先例。

2001年9月，曾任职美林证券和世界银行、当时在中金公司任职的许小年，在其主笔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也是健康的，甚至估计当指数跌到1000点左右才可能是“较干净”的市场，中国股市应该推倒重来。此后市场表现完全符合这一预期，但有意见认为，他不是预见了市场，而是推动了这一结果。

而在“谢国忠事件”之后，龚方雄对于中国政府救市的精准预测，似乎更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金融汉奸说”并非空穴来风。

2008年8月19日，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抛出一份国家“救市”报告，称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减税、稳定国内资本市场和支持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等措施”。报告同时透露，“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资金用于设立一只基金以稳定股市”这一建议已被列入决策层的考虑范围。这一基金被部分市场人士解读为传言已久的平准基金。

该传言引起轩然大波，沪指当日大涨187.71点。当股指被打回原形之后，龚方雄声称报告纯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政府。第一时间就有人纷纷怀疑，这是为国外机构出逃打掩护。观点还指，大投行已不是简单的国际金融组织，渗透各国经济命脉的国际大投行能利用自己的言论和经济优势对一些国家施压，同时又游走于国际各主要经济体之间为自己谋利。

龚方雄的报告甚至牵扯出了经济学家吴敬琏“间谍案”。当时风传，是吴敬琏将管理层救股市的消息透露给龚方雄。海外网站称，吴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泄露国家机密，已遭到国安部门的调查。8月29日，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网站首页显著位置以属下市场经济研究所的名义刊出声明，就此事公开辟谣。

在这份报告发布不到1个月后，央行开始了一系列调降存款准备金的措施。距报告公布两个多月后的去年11月10日，国务院正式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且去年9月19日至今，决策层不断出台各种措施对资本市场施以援手。尽管平准基金入市没能兑现，却基本上与龚方雄的预测暗合。龚因此名声大噪，被《证券日报》称为“最神奇预测者”。

但这仍不见得能为他换来多少美誉度，稍稍检索一下媒体的标题就可知：“龚方雄澄清暴露忽悠实质”、“龚方雄：掩护东家出逃小摩护犊”、“平准基金不由龚方雄说了算”⋯⋯在一项知名网络的在线调查中，认为龚方雄言论属于“为机构出货铺路和纯属炒作”的占到八成。从中不难看出，对于他毁誉参半甚至毁多于誉。

财经评论家叶檀还表示，龚方雄的报告表明，中国的金融政策、操作手法一切尽在外资投行掌握。信息披露的公开、权威、及时，是资本市场公正的基础，“当我们屡屡看到小道消息大行于世，并被证实英明与准确的时候，实在让人莫名惊诧”。

官方揭批“新汉奸”

2008年5月，官方媒体已然发话，要求“正视境外利益集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新华社旗下的《望》杂志撰文称，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文章表示，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同时，影响中国立法。比如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反垄断法》，就因此推迟出台达10年之久。此外，还影响中国政府威信，影响中国法律威严，以及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

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称，在国际石油价格从55美元左右一路攀升至147美元/桶，现在又跌回40美元上下的轮回中，中国众多对外投资企业成为高油价的买单者，俄罗斯企业成为低油价的受害者，而国际金融炒家是其中最大的收益者，作为其马前卒的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破产的雷曼兄弟等投行则是促成这些诡谲交易的始作俑者。

香港《亚洲周刊》刊载中国智业发展战略委员会副主任蒯辙元的文章还指，过去一两年里，在亚洲、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楼市等上，国际投行的预测和判断影响巨大。其煞费苦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最大利益。

最为典型的是，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造，实行股权多元化时期，国际投行大肆唱空中国四家国有银行。结果造成中行、建行吸引战略投资者的要价大大降低，最后美国银行等海外企业大举进入，以极低价格购买了中行、建行股份，抛售后赚了个盆满钵满。再比如，2007年国际投行大肆吹捧中国股市是世界上最具投资价值的市场，又在当年10月高点后出局逃脱，将广大中小股民彻底套牢。此类伎俩在楼市、汇市里都同样演绎着。

显然，在上述国际投行的活动中，一众投行分析师尤其是“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的“喉舌”作用。

“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太强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去影响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所以人们总觉得，每种意见背后都有利益。人们也养成了思维定势。他们不知道也不关注，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怎么样的，而总是猜测着背后的阴谋。”在分析中国人的“阴谋论”情结，为自己和那些国际投行分析师尤其是备受质疑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群体辩护时，谢国忠们如是表示。

有评论认为，职业角色决定了言论基础，这在国际学界和经济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实在不必苛求。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一样，他们要解决我们的困惑，但是在很多时候，他们本身也成为我们困惑的一部分”。

而无论真相如何，“如果市场上都是一种一边倒的声音，那将是最大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