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刊] 周小川：“人民币先生”的前途迷局

出身元老高干之家，由学者而入仕，历经证监会主席和央行行长两个要害的财经高官职位，在当前中国经济最困顿的转折期，“人民币先生”周小川未来的政治前途或有着相当的指向意味。

在9月16日下调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后，10月8日晚间，中国央行再次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国务院作出暂免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决定。这昭示了中国货币政策由紧趋松的全面转向，也意味着降息时代的来临。

10月29日，央行决定从次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则是近两个月以来的第三次降息。

而就在几个月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还在不同场合一再表示“下半年不排除进一步加息”。其态度之转变令人恍若隔世。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中国国内经济的低迷前景，中国央行终于史无前例地加入到与欧美央行的同步救市中。

与这一艰难转变遭遇的质疑相似，事实上，主政央行近6年间，周小川与其主导下的央行货币政策就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主持汇改，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升值加速；到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四大银行中除农行外已有三家在海外上市；直至推进金融开放，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开放部分对外投资渠道。周小川在赢得外界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大量批评。尤其自今年以来，伴随物价飞涨、民众财富缩水和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与加息的权衡更屡受责难。

在3月全国“两会”上，周小川尽管被委以继续担任央行行长一职，但据传，在2946名全国人大代表投票中，其得到了156张反对票，远高于其他部委领导的数张至30余张反对票。这显示，在宏观调控中关键的货币政策并不令人满意。

香港《明报》9月报道称，近期有关央行首脑换人的消息又在北京政经圈内盛传。消息透露，中央准备年底调整经济监管部门的人事布局，可能导致国家发改委和央行的领导人变动。其中，年逾60的周小川将接替陈奎元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至于其继任人选，则包括曾任央行副行长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等。

出身元老高干之家，由学者而入仕，历经证监会主席和央行行长两个要害的财经高官职位，在当前中国经济最困顿的转折期，“人民币先生”周小川未来的政治前途或有着相当的指向意味。

父亲是江泽民的老上级

形象儒雅，风度甚佳，英文流利，“是身居如此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惟一一位中国官员”；网球水平不低，是西方歌剧和音乐剧的爱好者，除珍藏大量经典作品，还自己谱写音乐剧。他的办公室放有一套高级音响，“一旦工作累了，就会开得很大声，陶醉在音乐中”；曾号召散户多读书，学习金融知识，先让自己增值，继而帮身家增值。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送给每位记者一本《金融知识国民读本》。
凡此种种，是周小川留给公众与媒体颇具感性的印象。在此之外，其显赫的家世背景显然最受关注。

资料显示，周小川的籍贯是江苏宜兴，先祖是魏晋时代“除三害”的名人周处。在宜兴，周氏是大姓，周家旧宅所在地大人巷，过去是官宦聚居之地。

周父周建南，中共元老。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战爆发后投奔延安，从事地下统战工作。中共建政后，历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周母杨维哲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后在化工部任职。

周建南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老上级，且对江提拔有加，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曾在他手下工作过。据《江泽民传》记载，1962年，周到长春一汽制造厂交给江一项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个月内把发电系统燃料从煤改成重油，江把这项任务的完美完成称作终身值得自豪的成就。1970年代后期，周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正部级）时，江更在此间完成了从局级干部到管委会副主任的关键一跃。

1990年12月，深交所挂牌，此前场外交易已有数年，市场狂热引发很大争议。周建南受江泽民委托，专门南下调研，回京后汇报股市利大于弊的观点，并提出具体改进意见。江最后拍板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市。足见周对江的影响非同一般。

生于1948年1月的周小川，正是出身在这样的权势之家。1966年“文革”，从北京八中高中毕业，两年后他“下乡”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2农场。在那里一呆4年，“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

1972年，周小川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由此开始了命运的改变。1975年毕业，他被分配至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两年后，考上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其时，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工程转到经济。1985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据周小川自己的说法，这是受了长期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的父母的影响，以及他亲身参与的两个工程的刺激——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川汉输气工程”和“30万吨乙烯工程”，这两个劳民伤财的半拉子工程使他意识到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改不行。

1995年6月，周建南病逝，在其病重期间，江泽民还曾亲往探视。而当数年后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长时，“江泽民对周小川的成功感到欣喜”。

由学者直接步入仕途

1986年，周小川进入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此前，他已在经济领域研究成果卓显。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给予了较高评价，“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他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体改所，在当时极具影响力，被认为是中国19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包括王岐山（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郭树清等都曾在此任职。在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中，这个圈子里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氛围，其激进倾向在所难免。在整个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

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一位当时参与了政策设计的人士抱怨，那个引发社会剧烈振荡的价格改革方案实际上是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现任中投公司董事长）等人的杰作，因为他们从匈牙利的改革中受到了启发。事后，当有人向吴敬琏求证此事时，吴连连摆手。无论这桩“公案”真相如何，周在这一时期担任的角色已经暗示，他有可能参与了这一政策的设计。

此间，周小川发表过上百篇学术论文，出版过10多部著作，还两次夺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的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他与吴敬琏等合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曾成为中国规划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参考文献。

凭借学术背景和“强劲后台”，周小川同期还担任了外经贸部部长助理。1988年11月，在中央高层就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听取汇报时，以这一身份参会的周就相当活跃，在股票、期货及体制建造诸方面频频建言。同样得益于特殊政治资源，当1989年政治风波后,激进改革遭否定，体改所被解散，他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是一度游学美国旧金山，很快又回到北京，并迅速冒升。

1990年代后，周小川对改革的理论兴趣似乎逐渐转向了金融等更专业的领域。观察家说，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他已进入更具体的行政操作领域，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另一方面也与他对1980年代改革的反思有关。

从1991年起，周小川历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10年间几乎把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跑了个遍，央行呆过，外汇管过，国内外业务均负责过，但从未在基层金融部门服务过。他的这一升迁轨迹表明，中央高层对其栽培的意图十分明显。

可以说，周小川当时亲身参与制定了中国银行业10年改革历程的每一个关键决策。其中，在央行副行长任上，他主管外管局工作，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海归市场派试验

从事实务工作后的周小川表面上越来越成为渐进主义者和技术派官员，但他显然对于“渐进陷阱”有着格外的警惕，只是为了达到市场目的，不得不走渐进之路。“揭开周小川渐进改革的外衣，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一颗激进的市场改革之心。”有评论这般说道。

于是，继1980年代后期由通胀引发社会动荡，使整个社会付出沉痛代价的惨重教训之后，周小川在证监会的一场狂飙行动再度触壁。

2000年2月，他迎来其仕途生涯的一个高峰，接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当年中国股市涨幅居全球之冠，但牛市中隐藏着危机，积弊日深的中国证券市场被形容为造假成风，无股不庄。10月，《财经》杂志刊登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将中国股市的光鲜神话一刃刺破。

曾有人描述周小川入主证监会后发生的人事变动：“海龟”上岸，“土鳖”滚蛋。他重用高西庆（现任中投公司总经理）、“铁娘子”史美伦等海归派，整肃市场秩序，努力使证券市场回归市场化本义。

他当时的讲话代表了其一直以来的改革思路：“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另一段话更常常被作为经典引用：“市场能解决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吧，监管部门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也不当教练员。”他还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

在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认为，在其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有业内人士亦评价：周小川在证监会期间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中国股市确立了规则。

不过，这没能阻止他成为最不受欢迎的证监会主席。此后，B股开放套牢内地投资者，国有股减持激起所有流通股东的反弹，以及券商佣金下调等系列冒进举措，让周小川蒙上了股市杀手、与投资者为敌的阴影。

2001年6月，《减持国有股筹资社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按市场价减持国有股。

市场从惊疑到恐慌，终至一泄千里。当年10月，该办法即被暂停。“他们不懂国情，认为股市都是一样，却对上引导决策，对下影响舆论，”当年炮轰证监会海归派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说，“实事求是的国情派，战胜了照搬照抄的海归派，才有了股市的今天，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对于周小川本人，刘还是肯定他“对股权分置改革做了很大贡献”。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将周比作北京大街上拥堵路口的交警：白手套洁净无暇，指挥动作坚定不移，但周围车流混乱不堪。

2003年1月，周小川离任证监会履新央行时，网易投票结果显示，86％的网民对其任上工作的总体评价为负面。有观点指，这种窘迫，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写照，也是中国所有经济领域的写照。因为任何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都会通过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成本迅速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

金融“拆弹”专家

周小川回归央行之时，中国金融业面临新的考验，货币政策也面临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成为其市场化改革理念的精华。

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则在40％以上。如何拆除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这颗定时炸弹？周小川采取的办法是利用市场为国有银行再注资。事实上，早在1998年建行行长任内，他就模仿美国处理储贷机构危机的做法，建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这被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效法。

同时，中央通过汇金公司注资，发行低息特别国债等予以扶持，总数不下上万亿元人民币之巨。经过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2006、2007年的集中上市，除农行之外，四大国有银行中已有三家上市，并实现利润大幅飙升。而对应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转型为投资基金等公司，这成为周小川的一大政绩。

对于国有银行的这场改革，尽管有些不同意见，比如改革成本由财政承担，汇金挪用外汇注资与直接增发人民币无异等，但不管怎样，这种隐性剥夺使中国躲过了金融危机的大动荡。

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曾顶着巨大压力为银行管理层持股与员工持股辩护。实际上在其担任建行行长时，就努力推动过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但这难以回避以往国有股减持损民自肥的老路——他希望彻底解决中国金融体系问题，让国有银行步入市场运作的良性轨道，而提出的方案却被质疑违反起码的市场公平交易规则和有损市场根基。

2005年7月21日，由决策高层拍板，央行“出其不意”地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此，人民币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持续升值进程。这项改革的具体方案，正是在周小川与时任国家外管局局长郭树清的共同主持下完成的。

自2002年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开始，人民币币值问题就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周小川和他的前任戴相龙都饱受这一议题的折磨。欧美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此起彼伏。同时，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虽然解决了外汇不足、出口竞争力增强等问题，但随着外汇的增加，央行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完全失去了货币政策的主导权。以此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也围绕着出口经济与投资经济而转。在此背景下，人民币的突然升值被认为是在内外压力下做出的选择。而这也成为周小川主政央行的另一重要手笔。

周小川因此被业界称为“人民币先生”。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他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原因是“采取了多种手段致力于货币政策的改革，促使人民币平稳升值”。

中国没有格林斯潘

在外界看来，周小川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效法者。纵横美国金融界18年的格林斯潘是著名的渐进主义者。与他对利率的“微调”风格相似，“渐进性改革”的思维构成了周小川货币政策调整和改革的主要特征。

2007年以来，中国CPI持续攀升，物价飞涨。周小川打出的“紧缩牌”把他一贯的市场理念表露无遗。面对经济可能滑向过热和通胀的风险，他倾向于用市场手段去调节，但调节的力度和频率出乎所有人意料，开始在中国演绎“格林斯潘式”的货币政策。

周小川多次强调，将注重通胀防治，坚持货币稳定，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他也主张，民众应该增加对本国货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

仅在2007年，央行便史无前例地6次动用加息工具。从年初一到2007年年底，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5个百分点。货币掉期、定向央票、特别国债、特种存款也成为他手中的“武器”。即便面对暴跌的股市、摇摇欲坠的楼市和震后重建，他依旧保持强硬姿态。

今年上半年，央行5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史无前例地达到了17.5％的高位，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CPI却上涨了7.9％。显而易见，周小川的货币从紧政策并没有完全解决国内通胀问题。而此后半年，“加息”也成为他在各种公开场合中多次说过的字眼。

有评论者说，周小川死抱着货币政策不放。“中国人学过的所有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都把央行、证监会的强势独立视为理所当然”，但中国的央行不是美联储，也不是西方的中央银行。在西方很多国家，央行与政府平列，同向国会负责。因为在“维护币值稳定”与“刺激经济增长”上，央行与政府往往意见相左。在中国，央行只是国务院下属机构，是最高决策层的执行者。就此而言，周小川与格林斯潘实有天壤之别。也有经济学家则说，周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该做什么。

而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发展以来，尤其是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来临时，在此前后周小川的表态与中国央行的举措被认为缺乏决断，“格林斯潘不会是教条主义者”。

6月20日，中国宣布上调油电价格。时隔不久，远在纽约的周小川表示，为了对付上调燃油价格可能加剧通胀的局面，加息是控制通胀的可选方案之一，中国央行不排除加息的可能。7月，他在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年会上又再次强调，全球货币政策必须致力于应对通胀，而“升息仍然是中国对抗通胀的可选方案之一”。

“但是自从9月15日央行下调贷款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开始，应该说央行已经开始试探进一步降息的可能。”市场人士表示表示。果不其然，10月份央行便两度出手。在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三次下调“双率”。

“虽在意料之中，却没有预料央行的降息来得如此之快，而且降息幅度之大、面之广，让人有措手不及之感。”更有人直言，这一动作直接证明今年5月以来，央行继续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继续收紧流动性的政策，是一种判断失误。

周小川简历

1948年1月生，江苏宜兴市人。清华大学工学博士，研究员。1968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3月加入中共。
1986年11月-1991年9月 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12月-1989年12月 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
1991年9月-1995年9月 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副行长；
1995年10月 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1996年10月-1998年2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1998年2月 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2000年2月 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2002年12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2003年6月 任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2008年3月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表：2007年以来历次利率调整
          时间                                             内容
2008年10月30日       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
2008年10月9日         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
2008年9月16日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
2007年12月21日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
2007年09月15日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
2007年08月22日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
2007年07月20日       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
2007年05月19日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
2007年03月18日       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