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官走进“互联网政治”

今年6月20日，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亲往考察，并特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虽然网上交流只有短短的20多分钟，且未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但这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与网友互动。在一言一行皆有章法的中国政治文化里，这种交流自然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象征意义重大。

事后，中国主流媒体或发表评论，或通过专家访谈，纷纷肯定胡锦涛与网民的交流，各大网站出现的新闻标题也都从不同角度赞美甚至吹捧这个交流：“胡锦涛与网民互动推进‘民本’政治”、“总书记与网友在线交流将开辟中国特色民主新先河”、“胡锦涛与网友在线交流是对民意的重视”、“胡总书记与网友交流凸显网络重要性”、“专家：胡锦涛与网民交流显示中共更加开放和自信”、“专家称胡锦涛与网民交流肯定网络民意合法性”，甚至有官方网站发表评论称，胡锦涛与网民交流是“中国网民最幸福的时刻”。

虽然中国主流媒体对交流的解读有些过头，但在既有的现实环境下，胡锦涛与网友交流的姿态至少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承认互联网是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

中国网民第一次确认自己这个群体中不乏“重量级”人物是在2003年。当时非典肆虐，很多人记住了两句话：一是胡锦涛在广州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二是温家宝在北大宿舍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

敏锐的海外媒体立刻评论：“胡温的表白几乎是对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嘉奖，更是一个动员令。”此后，“网络政治”的概念开始不断被提及。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现在已没有官员能忽视网络的力量。网络正在促进一个崭新的执政模式逐步成型，其原则即为：公开、互动。

在最高层领导表露自己的网民身份之前，已陆续有官员把对网络的关注带到政治生活中。早在2003年1月，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约见网友“我为伊狂”，后者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谈及深圳面临的种种困境。两天后，香港《明报》即评论“此举开创中共省市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

近年来，越来越高级别的官员开始直面网民。2007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两次约见网民杜术林。今年4月，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以广东省委书记的新身份，再次约见知名广东网友。

每年两会前，“网友献计总理”是一道保留节目。在会后的“总理见面会”上，温家宝曾开场即表示：“常一边看网，想‘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

近年来，有多件轰动全国的大事都是因网络民意呼声高涨而引起高层关注，从而得以顺利解决。如曾参与推动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解决的某网站高层就直言，“相信胡总书记曾看过帖子”，因为只有民意通过网络直达中国政治心脏，黑砖窑事件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解决。

了解民意、改善民生，令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的网络人气高涨。中国网民并不讳言对胡温的爱戴，在著名的“天涯社区”里，甚至还成立了胡温“网络粉丝团”，一位网民在回帖中写道：“俺知道他们做了很多好事，俺是真的喜欢他们。”

9月4日，中国官方网站人民网也推出“什锦八宝fans圈”，意在为胡锦涛、温家宝的“粉丝”提供一个交流和表达对胡温热爱与崇敬之情的平台。

胡锦涛的“粉丝”叫“什锦”，温家宝的“粉丝”被称为“八宝”。在“什锦八宝fans圈”，网民可以通过焦点动态来关注自己心目中偶像的各方面情况；可以通过注册粉丝证来得到一个“什锦八宝fans”证；可以通过真情告白随意表达自己对心目中“偶像”的情感；可以通过圈内宝藏查询到“偶像”们以往的一切重要活动和其他相关信息；可以通过灌水聊吧了解到自己或其他网友对“偶像”们的讨论或评价等等。

北京奥运前，一些中国媒体报道过胡锦涛被网友称为“涛哥”、温家宝被称为“宝宝”的新闻，但奥运期间这类话题被禁止。如今人民网正式推出“什锦八宝fans圈”，显示官方已经批准这种歌颂领导人的新方式。

北京有关人士分析，这是官方利用娱乐手段进行政治宣传的新尝试，这一尝试至少在称呼上拉近了中共领导人与民众的距离，尤其与年青网民的距离。但由于官方不允许随意评价领导人，尤其不允许有负面评价，因此“什锦八宝fans圈”除了正面歌颂外，恐怕很难办出更多的特色。

今天，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已演变成一股敢说敢做、勇于揭发事件的力量。上海法治报记者在博客上披露上海市杨浦区政府殴打记者事件、网友迅速传播贵州省瓮安县民众暴动事件的幕后导因。美国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访问学者黄清龙表示，通常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网路消息较不被采信，但中国大陆似乎呈现一个相反的状况。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重心7月24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08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

在北京管制新闻的现实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民众面对各种问题时的主要发声管道。今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民众因不满县政府对该县一名女学生的死亡鉴定，在瓮安县公安局和政府大楼前聚集大批人抗议。

根据网路的说法，瓮安副县长儿子涉嫌将此瓮安县三中女学生强奸后杀害，丢入瓮安县西门河，公安局只将3名嫌犯拘留5个小时就释放，死者家属到公安局报案时，公安局反将死者叔叔打成重伤。但根据县政府指称，女学生系投河自杀，而部分民众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访问学者、台湾《中国时报》副社长黄清龙分析指出，在北京管制新闻的情况下，大陆民众似乎反而较相信网路上的消息。“通常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网路消息比较不被相信，中国大陆似乎呈现一个比较相反的状况，当然网路上假造的消息还是很多，不过是有这样的现象，网路消息蛮受重视，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较能沟通的地方。”黄清龙说。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6月30日公布的民调指称，67.1%的民众认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官方了解民生、体察民意的重要途径。而越来越多的官员上网收集民意，有71.9%的民众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网络民意，网络表达将成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

黄清龙则认为，互联网虽然展现了民意，但若中国大陆能放松新闻管制，将能减少诸如瓮安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国大陆的民怨主要是因为腐败、特权，这些人有恃无恐，不怕被公开到大众面前，因为他们控制媒体，所以如果开放媒体，就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将能收敛非常多的特权和腐败事件，民怨减少了，抗议事件自然也降低。”黄清龙说。

《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李大同也指出，在互联网的建立远比中国为早的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听说过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需要靠上网来了解民意的。为什么？因为电视、报纸天天充满民意，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批评不绝于耳，何须上网。说起来，中国的传媒从数量上看相当发达，仅报纸就有约3000家，杂志近万，中央及省市电视台至少上百家，播出频道数百个，为何在这么庞大的传媒里，尚不足以了解民意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新闻管制让中国媒体很难充分反映民意，表达舆论，然而民意实际存在，总要找到出口得以宣泄，互联网因管制上的困难，才成为中国民众议论国事的有效渠道。

这一点，网民的评论甚为到位：“胡老师说上网来看民意，真的很好，表明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报纸、电视台、政府报告之类的东西已经不能代表民意，尤其是总理遭受粮仓诈骗以及跟专职接受采访的群众演员聊天之类的事件曝光后，大家认识到即使亲自下基层也是了解不到真正的民意的。要了解真正的民意，上网是更好的选择。”民意和真正的舆论在网上，确实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景象。

李大同说，中国领导人很累，累得外国媒体要称他们是“超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导人往往得不到真实的信息，难以作出有效的决策。为了获得真实的信息，中国领导人往往需要跋山涉水下到基层去视察，但是视察也靠不住，得知国家领导要来视察，地方官员就会精心安排他们应该去哪儿，事先统一口径，甚至造假，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没有被骗过，逼得他们只能用“突然袭击”来对付，温家宝总理甚至以小解为借口，途中下车步行前往贫困山庄。

在今年6月20日与网友“史无前例”的互动交流中，中国第一号人物胡锦涛也受到了这种“待遇”。事后有网友收集那位被历史性地选为第一个被回答问题的幸运网民的信息。不久，结论就出来了。他们声称，胡锦涛与网民的交流活动，是事先安排好的行动，是一种早知结果的“确诊病例”。这位冠名“大好河山美如画”的“网友”在《强国论坛》的活动是每当有领导来做客，他（她）就来提问，在其他时候是不会在强国论坛上贴的。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评论说，这件事对于许多中国民众来说，可能只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党的领导人完全是在跟自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