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点评邓小平功过：政改是未竟事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日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点评邓小平的功过时称，改革开放后，利用公权力腐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为此，中国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但那也成了邓小平未竟的事业。

周其仁称，中国经验表明，腐败不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改。

政改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改触犯的既得利益，也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但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党政骨干系统发达，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增加了消化政改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后果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

于是，中国政改没有实质推进。一年后，酝酿已久的政改纲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及随后的天安门事件，再也没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非政改。中国的政改，是邓小平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