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刊] 王毅：两岸新局新推手

曾是中国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被视为中共政坛的“外交之星”。在台海局势进入新时期的当下，王毅史无前例地空降国台办，被认为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新思维，其仕途亦因此看高一线。

中国国务院6月3日宣布，任命王毅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免去其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免去陈云林的国台办主任职务。在当日产生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中，陈已被推举为海协会会长。

现年55岁的王毅，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被视为中共政坛的“外交之星”。曾主持朝核六方三轮北京会谈，长袖善舞，手腕灵活，颇得好评；更在2004年中日关系冰冻期临危受命，出使日本，不辱使命。

这一人事新布局显然出乎外界预料，此前多传该职将由国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直升或由统战部调派。同时，尽管外交系统官员调任国台办并非首次，1989年唐树备就曾以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总领事身份调任国台办副主任，且自199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出现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以来，外交系统首脑担任对台决策系统主要负责人已成定例。但直接空降国台办主任，却实属首例。在台海局势进入新时期的当下，这被认为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新思维。

在海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王毅表示，“深感责任重大，工作光荣，使命艰巨”，并称将“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恪尽职守，开拓进取，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而不懈努力”。

从知青到北二外

出生于1953年10月的王毅，北京市人。1977年秋，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

王毅这批77届大学生，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上大学之前，像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在东北建设兵团当了8年知青。1978年3月正式入学时，年已25岁，在同学中属年龄较大的。而当时外语学院招生，对考生年龄的限制是：不能超过25岁。

早在兵团时，像其他北京青年一样，王毅政治敏感，忧国忧民，对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都心怀忧虑。这期间，他读了很多文史书与外语书，掌握了极具功底的文史知识。他喜爱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好。

而到了北二外，王毅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77届日语系共有三个班，每班16人，王毅一直担任二班班长，并被选为系学生会主席。毕业后，这40余位日语专才中，有两人进入外交部任职，王毅即是其中之一。

王毅的大学老师、北二外日语系主任潘寿君介绍，“王毅很有活动能力，年纪在班里也偏大，显得很老成，阅历很丰富。”他还说，“王毅思路很敏捷，写文章写得好，上大学前就发表过一些文章，是个研究型的人才，而且钻研得很细。主管外交政策研究正合适他的作风。”王毅的同班同学、北京律师王小平亦表示，他很有头脑和主见，不随大流，对政治问题理解很深，见识广，文采斐然，综合素质很强。

据悉，王毅的毕业论文写了两篇，一篇是中日历史比较，一篇是日本语言和中国朦胧诗的比较。王毅的日语老师秦明吾说，他的毕业论文质量非常高，中国日语界有份刊物《日语学习与研究》，是最具权威的日语学术期刊，当时还是学生的王毅，把论文投到那里，结果被刊发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胡耀邦赞其讲稿“写得很好”

1982年大学毕业后，王毅进入外交部亚洲司担任一名普通科员，并很快脱颖而出。数年后，其职位甚至已经超过了先于他进入外交部的65、66届的毕业生。根据公开资料，从科员到副部长，王毅仅用时19年。
据报道，1983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首次访问日本时，他的演讲稿就是王毅负责草拟的。胡是个对工作极度负责的人，据说外交部送到他手里的稿子，返回时总会被修改得“一片红”。但由王毅起草的这份讲话稿，胡只修改了两处，还写上批语：“此稿写得很好！”

在亚洲司，王毅历任随员、副处长、处长等职。1989年9月，他被外派到驻日本使馆工作，历任政务参赞、公使衔参赞、临时代办等职，前后共五年。1994年3月，返回国内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次年晋升亚洲司司长。

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王毅以访问学者身份，被公派至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研究所学习。回国后不久，即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自此跻身副部级高官行列。1999年9月起，她在外交学院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2001年2月，时年48岁的王毅升任主管政策研究与亚洲事务的副部长，成为当时外交部五名副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王毅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有人将王毅称作“新派外交官”──勇于表达自己，善于与新闻界沟通，同时与学界接触较多，善于通过咨询学者吸收养料，以更好地制定和推动政策。而在今后处理两岸关系时，开放的胸襟与过人的学识自是十分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同为外交系统高官，王毅与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都是“乘龙快婿”。王光亚的夫人从军是中国前任外长陈毅的女儿，曾任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和驻欧洲某国大使；而王毅是外交界元老钱嘉东的女婿。

生于1924年的钱嘉东，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代外事工作者。在上世纪60年代曾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前后驻守西花厅12年。后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等职，现退休在家。

在王小平看来，王毅在外交部“有上有下”时基本上都上去了。他说：“这跟他的能力有关。王毅上升极快，绝对不是他被哪位高官看上的问题。”

六方会谈与出使日本

真正使王毅在国际外交界崭露头角，开始进入公众视线，还是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时。

朝鲜核危机爆发后，在中国的努力下，自2003年8月起，由中国、朝鲜、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先后在北京举行了三轮六方会谈。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王毅以对亚洲事务的详熟和掌控问题的能力，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开展斡旋，努力劝和促谈。充分展现了一位职业外交官的风度，以及出色的斡旋能力，为朝核危机阶段性解决做出了贡献。尽管各方仍存在不少分歧和对立，但达成了半岛应无核化的共识，并同意继续以谈判和对话解决危机。

退休外交官、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王嵎生说，“一个出色的外交官，既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又可以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风采，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他看来，王毅在外交中，特别是在几轮的六方会谈中，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外交风格。他表示，王毅很精明能干，处理朝核问题，“从原则到分寸，从政治到策略，都掌握得非常好，在国内外受到很好的评价。”

2004年7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在出访时被免职，一时引发各方猜测。两个月后，官方证实他被派出使日本。此次就任也被外界称作“临危受命”。

当时，中日之间摩擦甚多。从“钓鱼岛事件”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从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到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产生的主权之争，加之“亚洲杯”中的不愉快事件，两国政治关系正处低潮。中日关系急需打破僵局。而事实证明，在王毅的努力之下，两国关系从冰点逐步回升至良性互动，乃至迎来了当前的
“暖春”和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王毅每天都工作到后半夜，比大使馆任何人都晚，”中国驻日使馆的参赞说，王毅应该是历届驻日大使中最勤奋的一位，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家。

早年曾在驻日使馆工作的王毅是“日本通”，这对他成功拓展对日民间外交，起到了正面加分的作用。听过王毅演讲和与他交谈过的人都知道，他精通日语，不只是会说，而是表达得非常好。他与日本上层能用高雅的日语进行交流。日本明仁天皇夫妇到爱知县参观世博会，在中国展区，王毅的接待很周到。其与现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也有不错的私交。

其间，王毅选择了文化交流作为中日友好的切入点，推动举办中国文化年、帮助中国艺术家开画展、开放使馆给普通日本民众参观。这些都体现出，他擅于利用公关对象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善意地传递来自中国的声音。

王毅还是个办事较真、追求尽善尽美的人。其留给日本华人的好印象，可以概括为“好事大办、实事多办、急事快办、难事妥办”16个字上。

据香港媒体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4月启动“融冰之旅”前亲自起草在日本国会的演讲稿时，王毅还寄去了不少素材资料，提供了大量生动而人性化的事例，着实为温的演讲增色不少。

不过，“日本通”似乎也有误判的时候。2005年5月23日，正在日本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以要回国处理紧急公务为由，突然取消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的会见。当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态称其原因是：“就在吴仪副总理访日期间，日本领导人连续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表不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言论，中方感到十分不满。”

香港《亚洲周刊》当时刊文指，这是因为在吴仪出访前夕，日本政府多次在参拜靖国神社、冲之鸟岛等外交敏感问题上表示强硬立场，违背了早先小泉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达成的互信。文章称，“北京已对吴仪此行日本作出初步评估，认为外交部，特别是中国驻日使馆，没有准确拿捏日本政府的态度，对中日目前的外交形势有误判成分”。

但这没有妨碍王毅于2007年9月回国，并升任正部级的外交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

何以上位

一直以来，外界普遍认为国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会是陈云林的接班人选，而这一猜想随着王毅的最终上位烟消云散。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说，这很可能与当前两岸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有关。

台湾“总统”马英九上台后，对两岸持“不统、不独、不武”的新“三不”政策，两岸局势阴转多云，迅速回暖，三通、包机、大陆客赴台观光等议题相继提到议事日程。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北京之行后，两岸关于签订和平协定和大陆给台湾松绑，准许其加入国际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也摆到台面上。这些问题多是政治性很强的难题，有些还涉及到中共的外交路线调整。这无疑是王毅的长项。由其出任国台办主任，也有助于国台办与外交部之间的政策协调，避免扯后腿的现象发生。

郑立中的出局，则或与其长处在经贸而非政治事务密切相关。郑立中曾任福建省计委主任和厦门市委书记，对两岸经贸有直接的感受与特别的理解。2005年6月其上调国台办，也是因陈水扁时代，两岸政治局面一直打不开，大陆希望以经贸合作为突破口。如今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经贸合作逐渐让位于政治协商，而这却是郑立中的弱项。同时，他在中共十七大上未能当选中央委员，也使其政治分量略显不足。

报道还指，王毅今次履新，无疑使其仕途看高一线。他在外交部虽是党组书记，却是副部长，与外交部长杨洁篪年纪相仿。如果说，当年杨安排江泽民成功访美赢得欢心，那么，王毅今年5月促成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则得到了胡的赞许。4年之后中共十八大上，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将退休，两人均有机会接任。而如今两岸局势发展迅速，王毅在国台办主任这个平台上极易建功立业，已然赢得先机。

不过，王毅也有政治风险。台海局势虽然逐渐好转，但双方实质性的冲突与矛盾并没有解决，一旦有突发性事件的干扰，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不无可能。

在台湾方面异常关心的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问题上，据日本共同社6月24日报道，由于世卫组织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入会资格的联合国下属组织，王毅23日在北京与由日本众议员组成的“日中新世纪会”成员会谈时表示，大陆不接受台湾正式加入世卫，但会设法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以便台湾在爆发禽流感时能利用WHO以外的“国际网络”与世界各国共享信息。世卫执委会明年1月才召开，在此之前，两岸今年首先将碰到联合国大会和亚太经合会（APEC）非正式领袖会议的人选问题。如何处理后两者可能引发的争议，将是王毅首先将面临的考验。

对台新思维

对于王毅入主国台办，尽管外界作出了不同版本的解读，比如：填补国台办的中央委员空缺，避免国台办的官场位阶下降；强化外交部、国台办的联系；甚至是为满足台湾企求的国家空间及生存尊严问题等等。但这多是来自大陆内部的传言，或是台湾方面偏窄的观点。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事实上，王毅的新角色更应从中共对台政策的新思维进行解读。

文章说，在海协会前会长汪道涵逝世之后，大陆媒体刊载的很多缅怀和悼念文章中，透露出了以下经已被验证的事实：

胡锦涛在正式接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之后，曾专赴上海探望汪道涵。有关纪念文章披露，胡就两岸关系问题向汪请教，汪也给了直言不讳的建言。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的纪念文章说，汪在领导海协会的十多年中，许多对台思想与主张被江泽民、胡锦涛接纳，成为中共对台政策。诸如著名的“一个中国”内涵的“86字箴言”、钱其琛发表的“一个中国三段论”，亦是在此基础上的总结和归纳。

但汪道涵一些被视为“太前卫”的主张，如正视台湾民众“求身份”的要求，两岸应“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台湾与大陆都是统一的主体，是平等、不分主次等，并未被采纳。也有文章隐约透露，汪生前因此遭遇到一些压力，曾数度入院治疗并动了手术，据说与此有关。可见，其一些重要新思维，在被决策层级接受和采纳过程中，也经过可以想见的跌宕起伏和心理压力。

其后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证明，胡锦涛主政之后多次对台政策立场的阐述和宣示，相当部分借鉴和吸纳了汪道涵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包括谈到两岸对话谈判地位是平等的、议题是开放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两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往等重要问题的办法，基调即是汪生前不厌其烦大声疾呼的主张。

从博鳌论坛的胡萧会，胡锦涛对当时候任台湾“副总统”萧万长提出的“16字箴言”，以及旋踵而至的胡连会、胡吴会期间的言谈举止，获得了对方“冷静，理性，很有说服力，对台湾情况有足够的了解，有能力统筹中共的对台工作，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对手”的正面评价来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在“中华民族”的高度认知的前提之下，北京对台决策高层的决策思考方向似乎已更加清晰。

在今年“两会”期间，胡曾经对参与两会的台湾代表坦言，在推行对台政策过程中承受巨大的压力。但迹象显示，尽管可能还存有压力，但基本已被排除，可以更加放手进行新形势下的战略布局。

报道最后指，一个更接近两岸关系客观实际，更能体现实事求是的对台政策新思维，已大致上准备就绪，两
岸新的政治博弈也已展开。让外交系统背景的高层直接进入两岸关系的实际运作过程，或是落实对台新思维、减少内部阻力的一个良性开始。对王毅进入国台办系统，只有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出冷静的解读，才能逐步理解它的煞费苦心和特殊意义。

王毅简历：
1953年10月生，北京市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
1982年-1989年，外交部亚洲司科员、随员、副处长、处长；
1989年-1994年，驻日本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
1994年-1995年，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
1995年-1998年，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1998年-2001年，外交部部长助理；
2001年-2004年，外交部副部长；
2004年-2007年，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7年-2008年，外交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
200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注：两个部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
已婚，其妻是周恩来外事秘书钱嘉东的女儿，育有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