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建中华文化标志城
山东省高调宣布,欲斥巨资在孔孟故里济宁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并于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寻求国家层面支持。消息传开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新闻背景:
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加快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议》的提案。
他在发言中透露,建立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设想已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他建议,将规划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使标志城具有法定性、唯一性和权威性;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把标志城国家纪念功能建筑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在国家层面组建国家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指导协调小组等。
据报道,中华文化标志城选址在山东省济宁市辖的孔子故里曲阜与孟子故里邹城之间的九龙山区。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文化建设工程,定位国家级文化功能的“文化副都”。
依照复旦大学规划,标志城核心区包括标志性建筑物的一堂两馆(国家纪念堂、中国历史展示馆、中国文物展示馆)和神州广场,占地1平方公里;国家讲堂、国学研究院、世界孔子学院总部、文明对话中心、中华科技展示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华百戏堂和中央党校分校,建筑面积皆为5万平方米左右;以及中华百戏堂、神州万象院、民族家园等等。
整个拟议中的标志城面积将达300平方公里。受聘为标志城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透露,在2004年曾做过一次预算,数目是300亿元人民币。
该消息经迅速传播,在公众舆论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质疑。针对争议,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他还说,这个文化标志城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筹建时间表:
2004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代表12位省部级领导和资深专家,向中央呈递《关于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建议报告》。
2004年3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批示,指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有关工程建设,要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要求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建设部协助山东省搞好科学论证。
2005年4月,胡锦涛在山东省视察期间,再次就标志城的规划建设做出指示。
2007年10月,国家发改委正式给山东下发了《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明确由山东省负责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工作,并就进一步推进和做好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2008年3月1日,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拿出890万元人民币向全球征集方案,征集活动自2008年3月1日开始,截至2008年9月1日。
观点PK
儒家能否成为中国文化标志
“倒城派”: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多民族一体的,不等于汉文化,当然更不等于儒家文化。即使是汉文化,也远不止儒家或孔孟一家。中华文化城试图定位为“国家级”,使它“具有法定性、惟一性和权威性,代表国家水平”,显然并不适宜。
中国文化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意义极其深刻,无法由一座单一的建筑物或艺术品来显示或象征,济宁固然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并不一定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更不是唯一的。
“建城派”:在儒家之外、孔孟之余,中华文化有哪一个的代表性可以与之比拟?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机构取名孔子学院,足以说明儒家在大中华文化圈乃至全世界范围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讲,千年以降,所谓的儒家文化实际上也是在融合、吸收其他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其之于中国文化的标签意义谁也无法否定。
一座城池能否成为“精神家园”
“倒城派”:世界上那些历史文化名城,比如代表古希腊文化的雅典,代表古罗马文化的罗马,代表犹太文化的耶路撒冷,其在建造之初,就是为了成为某种文化的标志吗?其最终成为某种文化的标志,不是因为它们是被当作文化标志来建造的,而是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创造了某种灿烂的文化,而后自然地被后人认可为这种文化的标志。只有这种历史自然形成的标志性价值,才有可能保证一座城市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哪怕是在城市本身已完全化为废墟后,仍不失为这种文化的最明显标志。
靠一堆假古董、伪文物,是无法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成为“文化副都”的,其无非就是“傍风景、傍名胜、傍文化、傍遗存”之作。几千年积淀的中国文化,也不是哪个毫无历史文化内涵的仿照城池建筑可以标志出来和承载得起的。
“建城派”:鉴于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上的高度集中,在北京之外另择一处副中心未尝不可。这样的设想不是虚妄,而是现实选择。借助曲阜和邹城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借助周边孔庙等有着丰富历史人文积淀在内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文化标志城完全可以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所在,同时在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历朝历代都要兴建属于自己的标志性文化实体。文化需要保护,同时甚至更加需要发展。如果没有浩大工程,哪来的曲阜三孔?哪来的中华世纪坛?哪来的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从修建到投入使用,及至今日,批评谩骂不绝,但它注定将成为名垂史册的优秀文化实体。只要科学规划、合理设施,中华文化标志城也能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荣耀。
值不值得花300亿建文化标志
“倒城派”:为现有古迹出于保护和发扬的目的建造一些配套建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花巨资专门搞一些所谓的标志性建筑群就完全是在浪费国家资源社会资源。中华民族复兴需要精神推动,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至为重要,但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并不等于大兴土木。
急待解决的民生问题比比皆是,花300亿元建文化标志确有铺张浪费之嫌。财政投入应该花在刀刃上,用在民生上,让更多的民众不再为温饱奔波,让更多落后地区的孩子上得起学。
中华文化标志城其实质是扯虎皮做大旗,假文化之名,行商业之实,以地方利益绑架国家利益。在此情形下,文化已被物欲、资本、权力等因素浸淫、扭曲或篡改,从而背离了文化的原意和功效,异化为某些人或群体获取各种功利的招牌或工具。
“建城派”:标志城建设似是“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但就中国目前的财政实力而言,2007年财政增收5000亿元,这300亿不过是九牛一毛。奥运工程、嫦娥工程、三峡工程、京沪高铁哪个不是耗资巨大?巨额投入也不是一定都要投向民生工程。
盛世修礼乐,兹事体大,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力增强,已经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自古治国,均讲究文治武功,某种程度上,文治的效用一点不输于武功,因为其所具有的凝聚人心、增强信心、维护统一方面的软实力绝对强大。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集中展示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场所。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更是长远的任务。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级传统文化的展示、交流基地,有着重大意义和积极作用。
程序是否适当?
“倒城派”:投资高达数百亿元的政府主导大型建设项目,事先却没有问政于民,在程序公义上显然存在问题。
中华文化城建设从动议、决策到立项,整个过程都围绕着部分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进行,广大纳税人却被排斥在意见的表达与决策之外。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缺憾,无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的出现,有效防范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上马建设。
官方甚至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其蛮横如是,底气何来?显然与纳税人缺席重大项目建设的意见表达与决策不无关系。
“建城派”:文化标志城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经过复旦大学规划,并得到国家发改委的相关批复同意立项。而且,征集创意规划方案的过程,就是倾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过程,在不断讨论中将吸取各种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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