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思想解放山雨欲来

自去年底开始，从北京执政当局到地方，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到经济重镇上海，一场关乎思想解放的新风暴正蓄势待发。

今年时值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周年，自去年底开始，从北京执政当局到地方，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到经济重镇上海，一场关乎思想解放的新风暴正蓄势待发。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要求广东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讲话，和“皇甫平”三人组成员之一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篇署名文章。再联系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称“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并罕见地直接批评“文革”；乃至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撰文肯定胡耀邦。

香港《亚洲周刊》分析指，凡此种种似乎都透露出中共政策的最新动态和未来中国政情的最新路向，显示中共将在已取得经济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此前，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已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1978年前后，由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引发，并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提出；第二次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促进了改革进一步深化。

汪洋吹响号角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去年12月25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了题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他至少22次提到“解放思想”，为广东再度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

汪洋指出，广东过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但“听惯赞誉，容易产生优越感而不思进取”，他要求广州、深圳不能和国内城市比，要跟新加坡、首尔比，并引用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表示，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不仅要经济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和文明程度也要超过。

汪洋力陈广东五大不足，包括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平衡、土地严重不足和民生问题突出，又面临社会冲突等新难题，呼吁要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杀开一条血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他还认为，广东须从三方面开展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一要克服自满思想，增强忧患意识；二要克服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三要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

在江洋发表上述讲话后，“解放思想”成了广东官场及舆论热烈讨论的焦点。各地党政一把手纷纷围绕此谈体会，异口同声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连续刊登有关报道和评论，致力营造解放思想的氛围。这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同时引起了境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亚洲周刊》评论说，显然，汪洋认为广东未来发展的重点，除了经济方面要有新突破之外，更将重点放在社会公平﹑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和公民的道德重建上。这是中国今日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难题，也是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思想开明的汪洋深谙中共未来政策的内情，因此“新官上任三把火”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备而来。

除了汪洋之外，中共十七大后履新的地方要员，包括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都普遍强调这个词汇。俞正声要求上海各界“解放思想”，还要求向社会各阶层纳谏，一些驻沪媒体机构也被要求加入谏言者行列。

“皇甫平”再扛大旗

如果说，作为封疆大吏的汪洋，是从施政实践上，为地方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具体目标，作为中共理论家的施芝鸿，则是从理论高度上为中共继续解放思想建立论述。

在汪洋讲话后不过数日，1月5日，施芝鸿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月刊和上海《解放日报》上同时刊发《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署名文章。在这篇将近1.2万字的长篇理论文章中，“解放思想”这个关键词一共出现了46次，充分说明作者的良苦用心和该文的核心目的。

文章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因此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施芝鸿曾是在中国改革史上颇有影响的“皇甫平”三人组成员之一。1991年初，身为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的他与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等人用“皇甫平”的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系列评论，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引发思想领域的一场大争论。公开资料显示，其后不久施芝鸿调至北京，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曾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参加过多个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工作。2007年4月，升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副部级）。

虽然施芝鸿的文章并未引起媒体太大注意，但中央政研室向来被视为中共首要智囊机构，为高层起草各种文件，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署名文章，自然很难简单理解为仅是个人想法。而且施芝鸿是中共十七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再加上《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系统内的地位，该文被认为颇有深意，是在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进行理论铺垫，是中共推出新的战略决策前的先行部署。

田纪云撰文肯定胡耀邦

新一轮思想解放亦得到中共元老和改革派人士的响应及声援。

在2008年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上，中共元老、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撰文肯定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等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胡耀邦最大的功绩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伟大变革深深改变了中国，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但由于某种原因，纪念胡耀邦一直是中国政治禁忌，也很少对他做任何公开的正面评价。这种局面在胡锦涛上台后略有改观。分析认为，胡锦涛等第四代领导人意图通过纪念胡耀邦，表明将继续走改革开放路线。而此次田纪云高调评价胡耀邦，所传递的信息更是不言而喻。

香港《成报》节录这篇文章的要点称，田纪云还表示，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府副职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国务院各部实行部长责任制，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村委会委员由村民直选等，都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做出的决策。

1月17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发表在《南方日报》的文章《坚持解放思想，推动体制创新》被认为是此次“解放思想”的另一重磅文章。该文高度赞扬广东解放思想大讨论，认为广东再掀解放思想的高潮，反映了对新时期历史脉搏的准确把握。广东只有争当解放思想的排头兵，才能解决长期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已年届八旬的高尚全，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最早提出劳动力市场概念的经济学者，并被认为是将“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结合最紧密的专家。其“身影总会在思想解放风头浪尖、改革开放口号响亮的地方出现”，2006年3月曾因主持在北京杏林山庄秘密召开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而遭遇党内保守势力围攻。

胡锦涛开路

事实上，在北京当局的最高层面，早于去年6月25日，胡锦涛就已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强调解放思想对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作用。这或可视为此次思想解放的引子。

而真正掀起思想解放高潮的汪洋讲话及施芝鸿文章，在发表的时间点上，也分别在胡锦涛于去年12月31日发表新年贺词以及1月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发表署名文章的前后。

“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出现在胡锦涛的新年贺词中，并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政治语境下，纪念过去往往和当下工作密不可分，舆论甚至可以通过纪念的主旨、规格来推测后续动作。这场“隆重纪念”将是考察2008年中国政情的最大看点之一，其影响必将深远。

次日，胡锦涛又发表题为《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一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并罕见地直接批评“文革”：“文革”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文章并引述邓小平的话说，“文革”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亚洲周刊》分析称，观察中国政情的专家指，这似乎大有刻意安排布置，营造舆论氛围的痕迹。因为有关中共思想解放的说法并不新奇，但中共的行事风格往往是在推行某项重大的决策之前，基本遵循“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的规律。

1978年，就是在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开启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重大转折，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

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在邓小平的布局之下。1991年初，邓在上海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不久，《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有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四篇系列文章，并在1992年邓南巡讲话后，将整个思想解放推向高潮，挣脱了当时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此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起飞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一轮的主题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和30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等轰轰烈烈的全民思想大解放的浪潮相比，眼下这新一轮思想解放似乎还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尤其是全国性的官方主流媒体对“解放思想”的讨论并不热烈。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华闻在线互联网舆情监测发布的报告说，《南方日报》无疑是宣扬“解放思想”最强烈的媒体，其次是《河北日报》。上海的“声音”也不小，《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加起来有八篇文章。但中央级媒体对此的反应却颇为冷淡：《人民日报》、《求是》以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的相关文章，甚至没有提及广东的解放思想大讨论；1月17日，《人民日报》文章《刘玉浦：解放思想要“有胆有识”》，是新任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观点认为，汪洋掀起的解放思想当下具有目标不明确的特征，正是这个特征造成了媒体的观望等待。分析进一步指出，民主政治、开放言论、反对特殊利益集团应成为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主题。

高尚全发表在《南方日报》的文章就认为，政府转型是当前改革的重要方向，“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政府直接干预微观领域过多、行政性垄断等”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运行。文章指，“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是解决妨碍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关键。

上述观点亦得到了学界的颇多回应：吴敬琏等多位经济学家对法治建设进程表示失望，并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更批驳“稳定压倒一切”，认为面对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势必需重新启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新一轮改革；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则指，GDP崇拜让从官方到民间全社会精神颓废。

华闻在线的报告还说，相对于略显张扬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官方主流媒体对于指向非常清晰的“民主政治”话题的热情显然超过了“解放思想”。

去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同时发表题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文章，文章强调了“三权分立”的必要性，要求“严格划分不同权力的使用边界，加强对权力使用的规范和限制，形成部门内部的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今年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发表文章《试行党代会常任制“赋权”激发新活力》，赞赏贵州铜仁地区县乡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该地区开展党代会常任制工作，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大胆“赋权”，充分发挥党代表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