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中国最后一个“红色乌托邦”的破灭

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共产主义试验地的消亡，隐藏在南街村高速发展和“傻子精神”背后的真相正一点点地被揭露出来。村领导正由过去的“共产主义领路人”变成“红色资本家”。

在中国，虽然毛泽东已经逝世30多年了，但在河南省南街村，时光似乎停住了脚步。村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听到歌颂毛主席的经典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清晨的阳光下，人们骑着自行车拥向1993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而修建的东方红广场。在广场的中心，两名年轻的警卫守护着一尊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白色大理石雕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共产主义先驱的巨幅画像伫立在广场上，几十面红旗迎风飘扬。总之，进入这条村，仿似进入时光隧道，回到了四五十年前的中国。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的社会大背景下，南街村却放佛世外桃源，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集体经济的理念。据说，当13亿中国人都在忙于应付日益高涨的学费、医疗费和房价时，南街村的村民却可以无忧无虑，受到精心照顾。72岁的南街村村民黄遵宪说：“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南街村某纪念品商店的营业员王小超也说：“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下。来这里的游客都很妒忌我们。”

南街村的确让人嫉妒。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84年南街村的工业产值是130万元，2000年是14亿元。“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但今年初，就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南街村这个“红色乌托邦”却突然被传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已经悄然私有化。消息传出，神州哗然。王宏斌坦言南街村已陷入资金困顿，背负17亿元外债，若以现在的每年还800万元的速度，要还200年。而据说，南街村之所以能在信用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贷到这么多款，全是因为中央某领导的一句有意无意暗示的话语。结果，南街村被当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点血脉而加以扶持。

随着南街村神话的破灭，笼罩在南街村身上的迷雾正一点点散去……

集体化的轮回

南街村是位于河南省临颍县的一个行政村，因地处县城南厢，故名“南街”。全村总面积1.78平方公里，共有848户3180人，有回汉两个民族。

1978年，当中国为走出“文革”的破坏，恢复经济增长而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国策时，担任南街村党支部书记一年多的王宏斌也在思索怎样为贫困的南街村找出一条致富的道路。经过多方调查，他看到了中原地区农作物丰富的优势，决定围绕这个优势从办面粉厂入手，搞农产品加工业。建面粉厂的钱哪里来？他提议村干部带头筹集资金，并自报筹集5000元。据说，此时他家里已没一件值钱东西了。经过10个月的奋战，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终于建成投产了。南街村有近千亩的坡岗地，建成面粉厂后，王宏斌又盯住了这坡岗地。经过精心核计，他决心办一个窑厂。半年后，全县规模最大的砖厂建成投产。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了两个村办企业，工业产值达到40万元。

1981年，正当王宏斌踌躇满志要为全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大干一番的时候，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南街村的土地承包给了各家各户，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村里的两个“能人”。 但不幸的是，据说两个企业承包后，生产事故不断，经常拖欠工人工资，应该上缴的承包费也不缴。对此，村民怨气很大，并怀疑村干部收受两个承包人的贿赂，于是四处上访、贴大字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王宏斌和南街村也因此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反面典型”。

1984年1月，王宏斌在一次支部会上坦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几年个人承包村里的企业，个人落了钱，群众受了骗，党支部落埋怨。承包只是一种管理办法，但办法不止这一个，如果集体企业不能使集体经济增长，不能让群众得到利益，那还办企业干什么？个人承包不能再搞下去了。党中央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我们这样做，正是从南街村的实际出发。”会上，党支部决定：终止承包合同，厂子交回集体经营管理。当王宏斌找到两个企业承包人宣布决定时，他们都不愿把企业交还给集体，并质问：“为什么终止合同？”王宏斌义正辞严：“因为你们多次违犯承包合同，因为村里群众不满意！”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40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孝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

重新集体化后，南街村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984年，即重新集体化初年，全村总产值只有130万元，但1991年即已突破一亿元，南街村因此而成为河南省首个“亿元村”，最高峰时的1998年产值曾达到18亿元，基本上每年翻一番。1998年以后虽然经济有所滑坡，但1999年的总产值仍有14亿元之巨。在人均收入方面，1984年只有450元，到1999年则已达到7482元，增长近17倍。

利用毛泽东思想来调理干群关系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奉，《南街村报》报头每期都刊载一条“毛主席语录”。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1990年，王宏斌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提出对那些不愿参加集体，不愿“为村里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展开“阶级斗争” 1991年，王宏斌又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方针。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更系统、更宏伟的“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南街村要把自己建设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南街村对政治表现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蓄“汉奸头”（即对称中分的发型）。南街村的一些规定甚至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比如，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不许订婚后退婚、结婚后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

“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对那些政治表现不合格的村民，轻则扣福利，中则“办学习班”（即集中到指定地点从事重体力劳动），重则开除“村籍”，取消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的资格。南街村深信“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因此，政治活动非常频繁，经济问题也往往被转换为政治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所谓“阶级斗争”来解决。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驯、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政治包装下的南街村经验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当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1990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南街村虽然叫做村，但行政级别相当于一个乡或镇，与它的名义上的上级城关镇是平级的。而且，这里有着民兵营、武装部、档案馆、税务所、法庭、中国农业银行南街村支行、工商行政管理局漯河市南街分局等一个县条条块块所该有的一切。事实上，这里差不多就是整个临颍县的真正中心所在，虽然临颍县委、县政府包括相关部门都在一路之隔的县城里，然而，无论是环境还是繁华程度，县城都不能够和南街村相比。县委宣传部的人告诉媒体记者：县委书记就住在南街村。南街村现在的总资产，王宏斌说是29个亿，每年利税是7000万元。“这占整个临颍县的半壁江山还多”，县委的官员说。

畸形经济增长速度的秘密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就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膨胀。南街村经济何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一针见血地指出，南街村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和巨额的银行贷款。

南街村企业大量雇用外来劳动力。根据冯仕政的研究，早在1985年，即重新集体化后的第二年，南街村集体企业就开始雇用外工。到1990年，外工开始超过内工（即南街村籍工人），此后两者的比值越来越大。在2000年调查时，南街村约有外工8073人，而内工只有1789人，二者之比值约为4.5。据说，南街村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部门经理、车间主任正职以上干部只能由村民或荣誉村民担任，截至1999年1月，1752名南街村籍职工中，40%担任车间主任以上管理职务，其余本村籍职工要么从事如业务员等收入较高的工作，要么从事比较轻闲的工作，如仓库保管员、治安员、门卫等，绝少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

根据南街村劳资处的工作总结，1998年，南街村共发放工资24531983.59元，发放各项劳保用品折合人民币24231172.59元。两项累加，约占南街村当年总产值的2.7%，其中还包括内工的工资和劳保费用。可见南街村因雇用外工而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与南街村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因此，有人认为南街村经济是“集体资本主义”，即依靠集体剥削外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而致富。

南街村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秘密是银行贷款的支持。正是在巨额银行资金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利用贷款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这说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现象？冯仕政认为，问题就在于这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商业目的贷款，而是出于“扶持典型”的目的所行的政治贷款。1989年秋，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并肯定了南街村，南街村从此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先进典型，于是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闻风而动，开始“抓典型”。1990年，也就是中央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发现向银行贷款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1994年，又一位中央领导到南街村视察，后来他在某个会议上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银行总行的重视，当即农行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农行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红色乌托邦”神话破灭

但巨额的银行贷款并没有挽救南街村的经济颓势。1998年后，由于国家紧缩银根，加上经营不善，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下滑，到2004年甚至发不出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以“维护管理层的稳定”为理由，悄悄改行股份制，并宣布对王宏斌等13名村干部施行“股权激励计划”，王宏斌获分9%的股权，这意味着南街村正式放弃集体制，走向私有化。王宏斌亦由过去的“共产主义领路人”变成“红色资本家”。

有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至今未还，数额高达十多亿元，农行已将之列入黑名单。王宏斌坦言南街陷入资金困顿，背负17亿元外债。若以现有的每年还800万元的速度，要还200年。王宏斌表示：“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还债！”

为了还债，南街村集团旗下公司近年发售的大豆种子，名为航天二号，声称坐过宇宙飞船上太空，利用太空特有的微重力和幅射环境，令到种子产生基因突变，收成会较普通大豆种子高三成。这个当然是子虚乌有，结果很多买了种子的农民血本无归。

但至今，很多南街村村民对改制仍一无所知，“我们是集体经济，怎么会改制呢？你骗人。”一名村民坚持道。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3年5月，当南街村“三当家”、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时，人们怎会在清理其遗物时在他的办公室保险柜里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干部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为诡异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三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据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但有南街村的村民却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在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时说：“上面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南街村的小毛主席”

作为南街村的最高首脑，现年57岁的王宏斌是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南街村党委书记、临颖县委副书记、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等一系列荣誉头衔，人称“南街村的小毛主席”。
 
王宏斌在南街村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指令，即使像盖小天安门及修城墙这类“昏命”，也没有人敢违抗。王宏斌曾经拿出几千万元来建立了一个研究所，研究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制造永动机，另一个是用黄土造纸，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预测出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王宏斌不过是上了两个骗子的当，交了昂贵的学费。

有趣的是王宏斌在村中的称号并不是“书记”、“村长”或者“董事长”、“总经理”这类头衔，而是“班长”。经考证，王宏斌并没有当过兵，这班长一职可能与他当过民兵班长有关。王宏斌虽然没当过兵，但在南街村实行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各企业门口最大的牌子不是××厂，而是××民兵连，村中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大楼及大院子，门口的牌子是南街村民兵营。南街村设有一个民兵营及30个民兵连，所有在职的村民和外来雇工都是南街村的民兵，都被编入某一民兵组织，还要定时参加民兵训练。凡是南街村招聘的外来雇工，先要到民兵营中接受民兵训练，包括队列训练、军事训练和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等等。

王宏斌显然是一个非常善于宣传自己的人，村中有他和江泽民、朱镕基等一系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还包括王宏斌与许多军队中的将军及许多相当有地位的领导的合影。王宏斌制定的宣传、学习材料中，不光有毛泽东思想，也有大量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之类的内容，当然是只选那些对他有利的内容。据说南街村从来就没有搞过民主选举、村务公开这些东西，完全实行一长制，在全国普遍实行基层选举的潮流中，王宏斌无论在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方面，都没有实行“与时俱进”。